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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对卡尔·波普尔的两个误解  

2016-12-01 09:14:15|  分类: 审辩思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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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小庆按: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包含对形式逻辑局限性和语言局限性的理解,包含对决定论思维方式的突破,包含对“科学真理”、“客观真理”等传统概念的超越。审辩式论证是一种同时包含形式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论证方式。在20世纪审辩式思维的发展中,卡尔·波普尔像维特根斯坦、斯提芬·图尔敏、托马斯·库恩等人一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有助于读者理解审辩式思维与分析性推理(analytical reasoning)的区别。

归纳是广泛应用又深受诟病的科学研究方法。波普尔的矛头直指归纳方法的软肋,用“证伪理论”揭示了科学领域中“证实”的不可能性。与波普尔不同,图尔敏却为科学研究中大量实际使用的归纳方法进行了辩护,并提出了可以应用于实际科学论证的“图尔敏论证模型”。

本文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在明尼苏达大学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西方思想史。他指出了人们对波普尔的两个误解。本文摘编于发表于《21世纪》杂志2004年8月号的《卓越而速朽的思想家——卡尔?波普尔》

 

在卡尔·波普尔去世不过10年的今天,波普尔的影响力已经明显地衰落。在欧美大学的哲学、政治理论和思想史课程中,他的著作正在被教授们从“必读”转到“参考阅读”书单,甚至被忽略。即使在科学方法论的领域,“证伪主义”的地位似乎也慢慢被库恩的“范式转换”或者费耶本德的“反对方法”所取代。而既具讽刺意义又有象征性的事情是,在波普尔任教长达23年的伦敦经济学院,他曾用过的办公室并没有被改建为“波普尔纪念馆”,而是变成了一个厕所。

今天在科学哲学专业领域之外,没有多少人再去认真阅读和研究波普尔。他的只言片语虽然仍被人谈及,却往往与“右翼政治”甚至“科学至上论”相提并论。

从对绝对真理(以及各种决定论)的普遍至信,到对其根本性的质疑和警惕,这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为重大的事件。而波普尔的学说,特别是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中阐发的观点,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对于只注重波普尔某些结论要点的人来说,这个判断当然是无稽之谈。他们认为,在挑战决定论的阵营中,波普尔绝不是第一个甚至也不是最激烈的斗士。西方思想史从前苏格拉底开始就有着悠久的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传统,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绝对真理观和决定论的攻击。波普尔所谓“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何从谈起?我的观点主要依据以下三个理由。

首先,在波普尔之前,反决定论的批判声音几乎被科学洪流所吞没,完全无力抵御由“现代科学奇迹”所创造的真理神话。在公共思想界,科学奇迹造就的绝对真理观丝毫没有被抑制,反而不断走向强盛,成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而波普尔的批判恰恰是从现代科学内部开始,甚至是从其“硬核”(hard core)——现代物理学——进入,由中心颠覆“科学定律”的绝对确证性和可靠性,然后向外拓展到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种种“科学”,对各种形式的绝对主义与决定论予以清算。

其次,以往对科学真理的攻击,主要来自非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无论具有怎样的颠覆性,也仍然无法解释科学知识的发展与科学奇迹的“铁的事实”。而波普尔以“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对此提出了新的另类解释,在肯定知识成长的有效性同时瓦解其绝对真理性。这是启蒙传统内部对绝对真理观的一次真正的“解构”批判。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是审慎的理性对“理性的自负”的一次胜出。

最后,尤为重要的是,证伪主义学说远不只是一个天才性的逻辑洞见。如果波普尔不具备进入复杂而深奥的科学内部知识讨论的能力,那么“科学陈述不能被证实而只可能被证伪”之类的论述只会被看作痴人说梦,成为一个笑柄,而根本无力对思想史发生任何影响。波普尔反潮流的新科学观念赢得许多自然科学家的支持和肯定。爱因斯坦早在1935年读到德文版的《研究的逻辑》就写信予以热情的支持,1950年再度予以高度肯定。而波普尔理论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包括了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果没有来自科学家共同体的支持,对绝对真理观的颠覆以及对决定论的批判至多是哲学圈子内部的议论或牢骚,而不可能成为思想史的一次转折。

波普尔的学术生涯开始于对归纳问题的批评性研究,这属于典型的知识论领域。他的证伪主义学说来自于对归纳方法作为知识成长逻辑基础的质疑,但这并不是一个原创性的发现。休谟早在200年前就提出“归纳问题”,罗素也曾以诙谐的方式重提(一只每天被主人照常喂养的鸡,怎么也“归纳”不出终有一天自己会被主人拧断脖子)。而维特根斯坦(这位波普尔一生都耿耿于怀的论敌)在1921年出版的文体独特的《逻辑哲学论》中清晰地重述了这一点:“归纳过程在于此:即我们采取能与我们的经验相协调的最简单的规律(6.363)。可是这个过程没有逻辑基础,而只有心理学的基础(6.3631)。”所以,就归纳问题的发现而言,前有休谟提出,后有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再论,波普尔对此毫无原创性可言。

波普尔的哲学贡献在于对归纳问题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与维也纳学派的基本思路相反,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以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而不是“可证实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陈述的划界标准,并以“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机制”,为科学知识的成长提出新的解释。但是,波普尔难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日常经验中仍然依赖归纳方法的问题(在艾耶尔看来,这才是休默难题的关键所在)。

对波普尔的思想有两个流行的误解,有必要予以澄清。由于波普尔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标准做了大量而细致的解释,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科学至上论”或“唯科学主义”的鼓吹者。这是一种非常初级的误解。

在波普尔看来,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在于经验上的可证伪性,但他坚决否认这是区分“有意义”和“无意义”的划界标准。在这个问题上,波普尔与逻辑实证主义者有着尖锐的冲突,后者认为,只有逻辑命题和科学(经验可检验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而波普尔则坚持,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划界标准绝不是“意义”的划界标准。相反,他认为宗教、神话和形而上学等命题,虽然不是科学陈述,但他们有自身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有些可以成为科学猜想的源头。他甚至认为许多被他称作“伪科学”的理论,如弗洛伊德心理学,本身可能有深刻的洞察力,而且他们的学说有可能是正确的,只是不具有可证伪性,无法在经验上予以检测。

在波普尔的词典里,“科学”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的同义词,更不是“正确”或“真理”的同义词。科学知识也不是人类唯一有意义的智性事业。他强调,科学理论都只是暂时的、尚未被证伪的假设,更是否定了将科学等同于真理的迷信。所以,与那种流行的误解恰恰相反,波普尔实际上是一位科学至上论和唯科学主义的最强烈的批判者。

另一个对波普尔政治立场的误解值得更为认真的讨论。哈耶克被普遍看作“右倾”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与波普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亲密关系是人所共知的,他甚至在给波普尔的书信中提及“我们的哲学”。另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也曾对波普尔予以盛赞。伯林在他的《马克思传》1963年版的序言中,称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是“一部具有罕见创造性和强有力的著作”,并认为在所有在世的作者中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学说做出了“最谨慎、也是最摄人的批判”。而波普尔本人也的确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这些因素都会使人们很自然地推断,他会在政治上持“右翼立场”。这种观点虽然不是空穴来风,但仍然有严重的偏差。实际上,波普尔在政治立场上与他的自由主义同伴具有相当的距离。

首先有必要指出,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虽然怀有偏见,但并没有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攻击。《开发社会》一书是从批判理性主义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做出的分析性批判。波普尔对马克思本人怀有很深的敬意,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天才的哲学家,也敏锐地意识到,马克思将自己的理论与“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是正当的,而且他的理论在当时的确是科学的,因为提出了大量可以被经验事实检测的预言。只是在波普尔看来,其中许多重要的预言已经被历史证伪了。但他主要批判的对象是他所谓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管社会实践中出现了多少与理论相悖的事实,仍然要坚持理论的教条并为此不懈地的辩解。这种教条主义的自圆其说恰恰违背了科学的一个基本品质,那就是理论要勇敢地面对实践的检验。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不再具有科学的品格。同时,波普尔也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决定论,这将导致对社会实践做出整体的和长远的计划安排。虽然当时波普尔并没有触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端,但他所倡导的“渐进社会工程”理念,主张一种在不断尝试中修正错误的社会演进模式,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不是没有启示意义的。

波普尔少年时期曾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虽然他后来放弃了这一信念,但此后许多年仍然信奉社会主义,而至今仍然对马克思关于人类平等与自由的道德理想抱有很深的认同。他在《无穷的探索》(波普尔思想自传)中写道:“如果社会主义有可能与个人自由相结合,那么我仍然是社会主义者。因为没有什么比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过着一种朴素、简单而自由的生活更好了。”他后来意识到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因为力求实现平等可能危及自由,但在不自由的人们中间是不会拥有平等的。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的确强调自由对平等的优先性。但是由此并不能推断他持有右翼的政治立场。恰恰相反,他在很多重要问题上的观点似乎更具有“左翼”的政治倾向。

在《开放社会》第二卷中,波普尔明确反对极端自由主义,特别是经济放任自由主义;激烈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论,认为这将使富有者无限度地剥削穷人,结果将使穷人丧生自由。因此,他强烈支持国家的经济干涉主义:“我们必须建立保护经济上的弱者不受强者侵犯的制度,并且通过国家权力对此加以巩固……,这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国家不干预的原则和经济体制不受约束的原则,如果我们希望自由得到维护,那么我必须要求国家用有计划的经济干预取代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政策,我们必须要求经济干预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段引言自身是极为明确的,如果说波普尔是一个自由主义者,那么一个要求取代经济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在我们这里至少称得上是“自由左派”。



一个深刻而清澈的思想者,一个徘徊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学者,一个反对旧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一个以偏执的风格竭力宣扬审慎与开放的雄辩者,一个享有盛名又在流行中倍受误解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卓越而独特的卡尔·波普尔。他一生无穷的探索,最终将苏格拉底“我一无所知”的箴言作为自己思想的墓志铭。他以最有力的方式告诫人们知识的局限性,以警惕理性自负的危险。对于20世纪人类历经的灾难与恐怖来说,波普尔是一位诊断思想瘟疫的医生。如果他的告诫已经成为今天的常识,那么他被淡忘也正是他杰出的成就。倘若有一天,类似的瘟疫再度流行,人们才会重新想起他,并记起他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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