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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成尚荣:教育家的风格  

2017-01-09 08:52:45|  分类: 转32—大家论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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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风格最早是用来指一个人的风度、品格的,是对人之品貌的全面评价。在西方,风格一词的语意也是不断延伸和拓展的。


法国博物学家、文学家布封在《论风格》的演讲中说:“风格为人的思想的一种秩序的安排和运转的方式。”认为作品所含的知识、事实都是身外物,而“风格却是本人”。江苏省教育科研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孙孔懿认为:“风格是特殊的人格。”正因为此,德国作家歌德在《自然的单纯模仿·作风·风格》一文中说:“照我看来,唯一重要的是,给风格这个词以最高地位,以便有一个用语随手用来表明艺术达到和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


我理解,“随手用来表明”的意思是风格能最简洁、最准确、也能最方便用来描述和全面评价一个人的整体风貌及其独特性。为此,我们也应该“随手”用风格来描述和评价教育家。

确实,风格不只是外在的东西,它关乎思想,关乎艺术,关乎人格。风格追求与形成的过程,正是人格的塑造和完善的过程,正是思想的锻造和提升的过程,也正是艺术不断臻于最高境界的过程。

由此,不难作出这样的结论:风格是教育家的显著特征,是未来教育家的必然追求和重要条件,甚至还可以这么论断:风格是造就教育家的重要途径和突破口。讨论教育家的成长,风格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教育家当有鲜明个性和独特风格

现代画家、散文家丰子恺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随笔《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文中比较了李叔同与夏丏尊的不同风格。


夏丏尊先生曾经指出李叔同做人的一个特点:做一样,像一样。李先生一做教师,就把洋装脱下,换了一身布衣,灰色长布衫,黑布马褂,金边眼镜换成了钢丝边眼镜。他对学生和蔼可亲,学生犯了过失,他当时不说,过后特地叫这学生到房间里,和颜悦色,甚至“低声下气”地开导他,态度的谦逊、真诚、郑重,使学生感动不已,这是李叔同的风格。


夏丏尊则不同,夏先生心直口快,学生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管,像母亲一样爱护学生,学生也像对待母亲一般爱他,都知道他的骂是爱,而且因为他的头长得像木瓜,给他取个绰号叫“夏木瓜”,其实这并不是绰号,而是爱称。

 

李叔同与夏丏尊有着共同的特点:爱学生。所以,丰子恺说“李先生和夏先生好像我们的父亲和母亲。”相同的爱,却有着不同的态度和方法,不同的态度和方法表现的是不同的风格。丰子恺的这段回忆,让我们对教育家及教育家的风格有许多新的认识。

其一,教育家有着真实的人性。在学生面前,他首先是一个真实的人,不同的态度和方法是从心底里流淌出来的,学生感受到的是发自心灵深处的爱,因而学生能接纳、会感动。风格,确实是人格的特殊表现形态。


其二,教育家既具有共同的人格特征,又具有不同的个性,教育家是具体的,是“这一个”,是“那一个”,教育家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的世界,而不是抽象的、笼统的。学生面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才觉得教育生活的完整、多彩、有趣,才觉得教育家不仅值得敬重,而且可爱,是可亲可学的。


其三,风格有着一些重要的特征,但其本质特征应当是独特性。

所谓独特,有人用了比喻来诗意地描述:风格是众多合唱声中领唱者的旋律。领唱的旋律与合唱声浑然一体,又与众不同。教育家应当是合唱队中优秀的、独特的领唱者。教育需要领唱者,需要有与众不同的旋律——风格。

用这样的故事以及观点来观察当下教育家的宣传和解读,不难发现,在对教育家的认识上有失偏颇。主要问题在于没有去关注和研究教育家的个性,即没有认真探讨教育家的风格。


讨论与宣传教育家的精神思想,尤其是宣扬教育家的事业心、爱心,这固然是对的,而且是必须的,但只解读这一方面而不关注个性风格又是很不够的,其结果往往会造成一些假象,误以为教育家是“神”,可望而不可及,深不可测,高不可攀。倘若如此,风格被遮蔽了,个性被淹没了,说到底,朴实而崇高的人性,可能被神秘化了,这是其一。

风格的“缺席”,往往使教育家失去了鲜活个性,失缺了活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教育家是不完整的,也是不真实的。


讨论与研究教育家的风格,让教育家回归真正的生活世界,让大家真切地触摸到教育家完整内心世界的“这一面”与“那一面”,“这一种”与“那一种”,从而倾听到真实的心灵的声音,感受到教育家就在我们身边,这是其二。

前文所述,风格的追求与形成可以作为教育家成长的重要途径和突破口。教育家的成长有多个核心要素,也有多个发端,多个切入口和突破口,但因风格是特殊的人格,所以风格可视作教育家成长关键性的核心要素。


从追求与形成风格入手,可收“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推动教育家核心成长要素的实现,未来教育家在成长之路上可以走得更好更远,这是其三。

正因如此,在教育家成长的实践和研究中,应当将风格的讨论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

 

让风格永远在场,就是让真实的、完整的、鲜活的教育家永远在场,就是让我们广大教师、学生永远和教育家在一起。同时,让优秀、杰出的教师有这样的追求:也许我成不了教育家,但我永远有教育家的情怀,永远有着自己的教育主张和风格,永远努力像教育家那样去教书育人。

 

我以为,这才是“教育家办学”的崇高境界,也才是教育家培养工程或奠基工程的最高使命与旨归。

教育家风格的核心是爱的真诚与无私

1979年春天,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收到一封奇怪的告状信。告状信没有原告的姓名,只注“一名教师”,也没有被告。更奇怪的是连申诉的理由也被“匿”了,被告有什么不当之处,也只字不提。


  匿名信的大意是:匡校长,我不想把我向您反映的意见写出来,只是希望您能在晚上11时后,到教职工宿舍前站一站,看一看,就可以晓得我的意见是什么,知道我批评的是谁了。如果您第一天看了没有悟出来,第二天再去就一定会全然明白我告状的主要内容。


匡校长接到匿名告状信以后,按匿名信所述,于夜里11时赶到了教职工宿舍楼前。那时的楼不高,只有四层,一层、四层灯火通明,可是二层、三层一片漆黑。他一看就明白了:开灯的在开夜工,关灯的已经入睡,而开夜工的是教师,早眠的是行政人员,行政人员住的层次好,教师住的层次差。

他知晓了:行政人员“欺负”教师。这怎么行!大学里不能容忍行政化倾向,匡校长立即要求给教师调换房子,这一举措,提升了知识分子的地位。

 

这就是教育家,这就是教育家的精神。匡亚明这位教育家以他亲身的行动告诉我们,“教育家应当有精神,教育家的精神不虚空,因而也算不上伟大”,它具体、实在。我们常说,教育家的精神是挚爱教育事业,而匡亚明则用行动诠释了热爱教育事业,必须落实在热爱教师和学生身上。我想,真心实意地爱教师、爱学生是热爱教育事业的核心,一个不真心实意爱教师、不把自己心灵献给学生的人,怎么可能是教育家呢?

 

匡亚明的事迹还告诉我们,真正付出爱是需要勇气的。匡亚明心底无私天地宽,不怕得罪学校行政人员,没有瞻前顾后,没有纠结,而是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地作出决策,立即采取了行动。这让我想起了一个重要概念: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追求光明,敢于发表自己出自道德良知的独立见解,这才是真正的勇气,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教育家首先应当是这样的知识分子。

说到爱学生,不得不想到胡适。胡适是教育家,他爱学生,一心一意,真真切切,又把爱隐藏起来,让学生不知觉,表现了一种大爱的情怀。林语堂是他的学生,出国留美留德的费用,名义上是向北大借的钱,其实是胡适个人资助2000美元,当然是无需归还的。没有这笔留学款,林语堂可能不是今天的林语堂。


青年陈之藩不是胡适的学生,比胡适小了好多岁,后来成了忘年交。出于对青年才俊的爱惜,胡适同样资助400美元作为保证金,让陈之藩出国留学,使之完成了学业,当然也无须陈之藩归还。胡适说:“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

确实,胡适用自己无私的品格铸就了最重要利金。“利息永远在人间”就是他的爱,他的帮助,永远在他所热爱的学生中,而学生又去帮助其他人,“利生利”“息生息”,越滚越大。为着未来,为着民族,他的爱永远生发着巨大的效益。教育家对学生的爱,因为是无私的,所以是悄悄的,从不张扬,也从不炫耀,反之,如果爱的行为轰轰烈烈,倒可能不是真正的爱,他很可能成不了教育家。


有教师常常这样追问自己:今天我爱学生了吗?学生感受到爱了吗?第一句,固然重要,但第二句更重要,缺少爱的艺术,爱可能会变异,学生感受不到爱,爱的价值也就失去了。

英国哲学家罗洛·梅认为爱与意志是教育中的两个重要因素,应当相提并论,缺一不可,没有爱的意志只是一种操纵,缺乏意志的爱,必然只是一种无谓的伤害。爱的意志是什么?爱的意志在哪里?教育家告诉我们:爱的意志在对学生爱得真诚,对学生爱得无私。

教育家的风格是思想的血液

风格深处是思想。


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说,风格是思想的血液。俄罗斯思想家别林斯基则说,风格是“思想的雕塑”。血液也好,雕塑也罢,是思想铸就了风格的力度和厚度。可以说,风格是思想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思想常常融化在风格中。


所谓风格的独特性,主要是思想的独特性,独特的风格表达的正是独特的思想,我把独特的思想称之为教育主张。教育主张是教育思想的个性化,教育主张较之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思想或教育理念,更具稳定性,也更具体,教育主张也是教育思想学科化的表达,教育思想或理念化为教学见解,体现了教育思想与学科特征的融合。


我们可以先举一些其他的例子,因为“家”是相通的。

张季鸾是民国时期最具声望的报人。1926年,张季鸾郑重其事地提出了独立办报的方针,即“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主要是防范编辑工作受到政治理念的干扰;“不卖”则力图排挤金钱对报纸的腐蚀;“不私”主要从报纸功能上明确为公服务的原则;“不盲”则主要是从编辑主体角度阐明了实践中应规避的行为,这是张季鸾的办报宗旨。办报主张,形成了办报的风格,独立、鲜明、坚定,正是这样的主张,在他主持笔政的三十余年间,办出了最好的报纸。


  夺得国际建筑界的最高奖“普利兹克奖”的王澍,尽管他反对别人用风格来总结,但他确实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因为他有自己的主张:“我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前,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文人”“造房子就是造一个世界”“我的建筑会呼吸”“尊重过去,而不要只是把它抹掉。”王澍不是教育家,但这些主张用之于教育(何况他是大学教授)不也道出了教育的意义与真谛吗?


如此看来,无论是报人,还是建筑师,还是其他什么“家”,有没有自己的主张,风格是不一样的。

尽管“家”是相通的,还是要回到教育家上来。

 

叶圣陶,著名教育家,他有自己的教育主张。他讲过这样的话:“小学教育的价值,就在于奠定小学生一辈子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根基”“学校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学生养成正确的人生观,因而不能不注意教育与人生的关系”。


在这一核心主张与引领下,他又提出了“七大观”:“学校教育应当使教育者一辈子受用”的教育本质观,“教育就是要养成良好习惯”的素质教育观,“就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教育哲学观,“受教育的人的确跟种子一样”的学生主体观,国文是“发展儿童心灵的学科”“应付生活的工具”的语文教育观??历史走过了这么多年,至今我们都沐浴在“养成习惯”“教是为了不教”以及“学生跟种子一样”等教育主张的阳光下,感受到丝丝清凉和永远的温暖。


读着他的话,我们眼前浮现的就是叶圣陶那和蔼的面容、扬起的寿眉、智慧的眼神,那人格,那风格,一直抚慰着我们的心灵,撞击着我们的思想。

 

教育主张是教育家风格的灵魂,它让教育家站在一块高地上,俯瞰教育田野,瞭望教育的未来世界。教育主张让教育家的风格中满含学术的色彩和研究的含量,因而有厚度、有深度、有力度。


用这样的观点来观察一下当今未来教育家的成长,不难发现,有些人虽努力、刻苦、勤奋,但缺失的是自己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缺失的是独特的见解、鲜明的主张、深刻的思想,因而往往面面俱到而略显“平面”。


当然这也是一种风格,“风格”一词源于希腊文,原义为雕刻刀,但用原义、用歌德关于“风格是艺术”的最高境界等论述来考量,这样的“风格”偏离了风格的深刻意蕴,缺失了思想的血液,因而它一定是平庸的,而且算不上教育家的风格,至少不是大家所认可所称道所仰慕的风格。

 

教育家必须谨防“官风”

教育家的风格与他自己的身份认同和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教育家自己认同什么身份,追求什么,就会在实践中形成不同的风格。从这层意思来说,风格的确是特殊的人格。当代画家吴冠中认为,风格是人的背景,其含义是,风格是人格的投射,而且风格应当任别人去评说。

 

教育家应当有什么身份?应该形成什么样的风格?又应当警惕和谨防什么样的不良作风?教育家首先是知识分子,应当有知识分子的人格和风格。


季羡林曾被评选为“感动中国人物”,给他的颁奖词是:

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宠辱不惊,贫贱不移??

我认为,这是对季羡林最朴实然而又是最高的评价,季羡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自己的人格特征,那就是具有璞玉般的社会良知、独立人格及批判精神,而且具有平民的情怀。显然,衡量知识分子的根本尺度不是知识。


教育家的风格应当是:宠辱不惊、贫贱不移、不卑不亢、求真求实,脑中装着知识,但心中装着社会、祖国与民族。这样的风格与一些当官的人的风格截然不同。


教育家应当是学者,应当有学者的风度和风格。教育家视学术为生命,绝不以金钱、利益、地位、官职为追求。一心追求学术的人,体现出的气质肯定是与一心当官的人不同。梁启超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作为教育家,梁启超的学问,自不待言。其实,他不仅学问做得好,站在讲台上,亦是别有一番风采。他给清华大学的学生上课,走上讲台,眼光向下一扫,然后是简单的开场白:“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点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谦逊,不乏可爱的自负。这是一种学者的风格、名士的风度,事实亦此。

 

同样是学者的熊佛西回忆他的老师梁启超道:“先生讲学的神态有如音乐家演奏,讲到幽怨凄凉处,如泣如诉,他痛哭流涕!讲到激昂慷慨处,他手舞足蹈,怒发冲冠,总之,他能把整个灵魂注入他要讲述的题材或人物,使听者忘倦,深入其境。”学者,学术铸就了自由的品格和风格。

 

教育家应当是研究者,应当有研究者的品格与风格。教育家不是教书匠,研究是他的方式和习惯。而研究者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承认无知,从问题出发,深入研究,力求突破。王国维,大师也。他讲课逻辑性强,凡经他做过精深研究的课题,都有严谨分析,有肯定的结论。


但是,当他碰到某些问题时,又常以“这个我不懂”一句就带过去,有时一节课下来,竟说了几个“我不懂”。“我不懂”,不乱讲、不搪塞;“我不懂”,需要研究,需要搞懂。教育家总是在研究中求学,以研究对待教学,研究是教育家的品格,形成了研究的风格。


说以上这么多,无非是说,教育家不是官,不应有“官风”,千万不能沾上官气,染上官腔,“官风”不是教育家的作风,也不是教育家的风格。遗憾的是,当下的一些名校长、名师对此缺少应有的警惕,甚至有所沾染,这,很危险。研究教育家的风格,必须让教育远离官僚化。让教育家以自己的身份,以自己的风格与品格,去引领教师,与大家一起去推动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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