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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章开沅:教育领域有很多东西,是一万年不变的  

2017-03-08 12:11:48|  分类: 藏6—教育思考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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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1926.7.8 - )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祖籍浙江省吴兴县,生于安徽芜湖,肄业于金陵大学。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Augustana College)荣誉法学博士、日本创价大学与关西大学名誉博士,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本文选自《同舟共进》2015年第3期,由王克己采写。

  教育首先是要培养好公民 

  王克己:从1949年您就来华中师大的前身中原大学工作,到现在从事教育工作已经65年。在您看来,什么是好的教育?

  章开沅:教育首先是要培养好公民。无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人的素质是最为重要的。在目前国家还没消亡的情况下,国家的根基就是公民,所以教育应该把每个人培养成一个好的公民。

  王克己:但现在的基础教育以灌输知识为主,高等教育又以就业为导向,涉及公民教育的内容可谓少之又少。您认为当下的教育应该做些什么样的改变?

  章开沅:从小学就应该抓紧德育,讲现代社会做人的道理,包括个人与集体,包括与家庭、朋友、社会、国家,如何正确相处,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这至少是一个努力方向,不能等闲视之。这才是真正的人生起跑线,不抓好这个起跑线,就有可能让年轻人走上邪路,乃至祸国害民。

  王克己:我记得资中筠先生说过,她小时候受的教育就包含公民教育的内容。您比资先生还大几岁,也是在民国时期度过青少年阶段的,能否谈谈当时是怎样的?

  章开沅:解放前大学确实有公民课程,中小学好像没有公民课,但也注意公民教育,如公民应有的守法观念与做人准则。国民党掌权后特别加强党化教育,意识形态很强势,有些公民课老师就是国民党党务系统派来的,不学无术,空话连篇,所以学生很反感,逃课者多,就是听课者也敷衍了事。真正起正面作用的,倒是一些好老师、好校长的言传身教。他们爱国敬业,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安于清贫,心无旁骛,诲人不倦,用心血滋润着我们幼稚的心灵,使我们终生受用无穷。记得小学毕业时,教导主任(音乐老师)指挥我们唱毕业歌,即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曲,一开头就是“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那正是抗战爆发的1937年夏季,我们热血沸腾,壮志凌云,从那一天起就决定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联结起来。

  王克己:如果把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这几个阶段大致归为基础教育,您觉得我们的基础教育有什么问题吗?

  章开沅:在这五六十年来,基础教育经历了很大变化,我是亲眼看到的。现在的基础教育进入一个新阶段,学生以独生子女为主。独生子女在家是被宠爱的“小皇帝”,但他同时又有孤寂感,因为没有兄弟姐妹,有时候连玩伴都没有,如果父母工作一忙,那就更孤独了。这样会使孩子产生一种什么心理呢?总体来讲,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如果大家都以自我为中心,那就很容易相互冲撞,引发问题。过去怎么会有同学随便杀害同学的现象呢?现在一个宿舍的同学,很可能会因为一双球鞋有臭味,或者其他小事,而起严重冲突。

  教育不应成为金钱的奴隶

  章开沅:我觉得现在基础教育的问题,包含有社会因素、家庭因素,也有人口结构因素,都交集在一起了,目前还是难以解决的。农村有很多留守儿童,是最容易受伤害的群体,很可怜,也很委屈,有一种遗弃感,几个孩子由一两个老人带着。城里的孩子又要参加奥数培训和各种特长培训,既受宠也可怜。

  我现在年龄大了,有的人希望我写回忆录,写当年上学的情境。最近我们做了一个电视节目《国立中学》,朱镕基也是国立中学的,他念的是国立八中,我念的是国立九中,唐德刚念的也是八中。我和唐德刚是好朋友,他比我大,年纪跟邓稼先差不多,我读初中时,他们读高中。

  我们上学的时候,没有压力。一是因为战争,家长不在身边,没有人盯着;当时新闻媒体没有这么发达,除了公认的大名校外,学校间没什么排名,老师完全是出于职业道德、责任感以及对学生的感情,把学生教出来的。学生之间也不会拿自己的学校和别人的学校比,家长无从要求,大家能够上学,就很高兴,自由自在。

  另外,尽管当时生活很艰苦,但衣食无忧,公家全包下来了,并且没有什么休闲消费的可能。大家都没钱,但精神很愉快,充分利用精神消费来享受;买不起书,就是在图书馆或书店看书,阅读很自然地成风了。

  我觉得学习的主要动力还是兴趣,求知欲产生于兴趣,产生于好奇心。学生本来应该有好奇心,但现在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我们的教科书和老师的教育方法有欠缺,老师讲课不很吸引人,一讲历史就是让人记年代、地名。历史哪里是这样的呢?历史是最丰富、最生动的,是有生命的。我们现在缺少一个生动活泼的学习环境。

  家庭和社会是孩子的第二课堂,要给孩子一个好的风气。但现在社会上的精英是怎样的呢?钱理群讲了一句很刺激人的话:我们的大学特别是名校,培养了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用种种美好的外衣包装自己,使别人几乎看不出来,这其中就包括了一些学校领导,甚至个别教育部的领导,能说会道,长袖善舞。我多次用长袖善舞形容他们,别人以为我用了一个褒义词,其实它是一个贬义词。长袖就是京戏的水袖,舞起来很好看,但那是做给别人看的,取悦于人的。

  香港为什么过去比较好呢?它靠的不是民主,而是法治。现在香港有很多问题,当然有香港自己的原因,有港督的原因,也有我们的原因。在香港违法的,很多是大陆过去的人,他们不知不觉就违法了。曾经有一个很优秀的女研究生,名校毕业,到香港去读博士,送给导师两万块钱,导师害怕了,就告了她。香港人的“讨厌”就在这个地方,很刻板,不讲人情,但这又是他们的优点,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这个。比如这位导师,他当然可以选择不收、不举报,但他的法治观念太强了,如果知情不报,他自己不仅会受到道德谴责,也会受到法律意识的谴责,觉得自己违法了。

  我觉得这种事情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驱动力的问题。现在市场经济这么发达,怎样把义和利统一起来,是个大问题。那些搞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维持,一是因为有较好的法治,另外还是靠道德自律。正常的市场经济不等于把个人的利益驱动发展到无边无际,成为主宰一切的东西。这些年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提倡教育要为市场服务。我说教育万岁,但市场不能万岁,因为没有市场的时候就有教育,将来这个市场能不能保持下去还很难说,新的分配制度也不是不可能。

  教育应该为社会服务,但是教育之所以为教育,是否仅仅为市场经济服务呢?有的领导公开提出要搞“经营教育”,我觉得很可笑。教育不是超世俗的,但不应成为金钱的奴隶、市场的“跟屁虫”。现在从小学开始,就教孩子要出人头地,长大后挣大钱,做大官,这个社会怎么安定得下来呢?每个人都拼命往上奔,想方设法,我讲得可能重了一点——这是很可怕的,不声不响的可怕。最可怕的不是一般人摆脱不出来,而是教育家也摆脱不出来,有一些教育家至今还没有醒过来,包括目前教育改革的领导者与推行者。没有深刻的反思,就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

  总的来说,现在的基础教育还是不错的,我说它有问题,主要指公民素质、思想德育方面。现在的小孩在知识和技能等方面都很强,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家境好一点的,从小就可以到处旅游。我总说,老年人不要在自己混得还不错的时候,就把过去讲得很美好。我们那时候是没办法,哪里能学钢琴,我们只能抓蛇,把蛇皮扒下来做胡琴,跟现在差很远。但现在的孩子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做人的问题。不过这也不能怪孩子,他们不是天生就这样的,孩子很多观念都是来自社会,不完全来自学校。

  “我有两个榜样:蔡元培和陶行知”

  王克己:您说了这么多问题,能否谈谈您认为的解决之道?

  章开沅:首先从家庭教育开始。现在有很多锐意改革的学校都很无奈,认为最大的阻力是家长。

  我家旁边就是幼儿园,我发现小学生也有两面性,在学校很顺从,不丢垃圾,但一出校门就变了,到处乱扔垃圾。我想这可能跟家长有关,很多家长自己穿得很漂亮,在家也很讲卫生,但到了外面就随便丢垃圾。

  最根本的还是靠社会风气的改变。比如孩子说谎,哪个孩子天生就是这样的?他是受了社会风气的影响。现在连一些政府官员都会说谎,搞教育评估的时候,学校也要说谎,并且是从上到下有组织地撒谎。

  我们自己都要反省,儒家讲慎独,但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很多人为了眼前利益而不讲诚信,因为讲老实话就吃亏。大学也是这样,人家都作假,你不作假,人家能评上优秀,而你顶多只能评上良好,你会怎么办呢?但不管怎样,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王克己:我们刚才谈了基础教育,接下来想请您谈谈大学教育。

  章开沅:大学教育有很多好的成绩,但我今天主要讲问题。

  先不说别的报纸,就说我们的校报,拿过来一看,一片莺歌燕舞,国际一流一眼在望,那还有什么改革的必要呢?真可怕,这是我们大学自己的媒体。

  现在学校形势一片大好,看起来天天都在变,日新月异。大学国际化的趋势也很好,这是很自然的,全球化是阻拦不住的,教育部也有这个要求。有的大学已经和国外的大学合作办学了,这是很大的进步。另外,现在新一代的教师都接受了很专业的科学训练,眼界也开阔。从研究条件来说,现在的实验室是过去没办法比的,这些都应该加以肯定。

  但大学里真正德才兼备、科技和人文并重的领导人,像杨叔子、李培根这样的,虽然也不少,但还是欠缺一些。再一个,像我们华中师范大学,本来人文学科比较好,但现在很急迫地发展理工科,甚至还要摆脱师范的名字,我对此是有意见的。“师范”没什么坏处,但有些人巴不得把“师范”二字去掉。

  王克己:很多大学都在向综合性大学方向发展。

  章开沅:而且是重理轻文,偏得太厉害了。讲来讲去,还是大学的人文精神不够,说是以人为本,其实是以官为主导。在学生福利方面,装空调有求必应,伙食越办越好,还会给很多补贴。但大学最需要的是批判精神,教育如果不以批判为导向,那就等于认为社会一切都是好的,我们只要能适应就好了。现在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我有两个榜样,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陶行知,一个强调学术自由,一个强调走向社会。所谓“走向社会”,就是学校要为社会树立一个好的导向,帮助社会,改变社会,而不是只讲学校为社会服务,不讲批判,不讲导向,也不讲改善。

  师生关系的变异

  王克己:现在师生关系问题也很严重,在本科阶段,大学老师上完课就走了,给学生的感觉是又熟悉又陌生。到了研究生和博士阶段,理工科的学生都称导师为“老板”,现在文科学生也有这么称呼导师的,师生关系似乎变成了打工关系。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章开沅:客观原因有两条,一是扩招过度,学生太多;二是老师的负担很重,虽然教学负担不算很重,但是科研课题的指标很离谱,一定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多少篇。我认为这两点是大学校风退化的主要原因。

  这也跟社会风气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讲,学校的风气应该比社会好,过去有一句话:“学生们毕业了,要到社会上去,要小心社会的大染缸把你染黑了。”但现在哪是这样的?学生一进校门,就开始被染黑,大学里变相贿赂、卖官鬻爵的现象也很多。就连那些重大的科研项目,谁敢把整套运作过程公布出来?我倒是希望参与者把申报的全部过程,都老老实实地公布出来,但这样的人马上就会变成人民公敌。这是既得利益者有恃无恐之处。

  我同意钱理群讲的,现在大学里充斥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学一股脑地想成为985工程的院校,连211工程都不满足了。可哪有那么多第一流?都是第一流,谁是第二流呢?我是个很没有志气的人,喜欢自称天生老二,总认为别人比我强,这个比我好,那个也比我贡献大,我是诚心诚意的,因为我首先看人家的优点。但现在有些人老是巴不得别人不行,自己就有机会上去。

  我常说,学风应该成为世风的先导,指的就是高层教育机构的大学,必须保持较高的道德水准与批判精神,这样才不至于与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同流合污。人们常说,大学应该是社会的良心,现在有几所大学能够承受如此美誉呢?这是民族的悲哀,教育的羞耻。在反腐斗争进入攻坚阶段的2015年,我希望有更多的大学老师猛省,首先是自我革命,成为真诚的推动改革的先锋,这样高等教育才能扫除积弊,重获新生。

  大学需要一些默默无闻、老老实实教书的人。浙大表扬了一个教学模范,奖了一百万,奖金由校友提供。那位老师是教微积分的,微积分是高级数学和基础数学相结合的一个连接点,所以讲课者要有较高水平。他把课讲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让学生感觉像听段子一样。学校给他选修课的学生定额是150个,但有1000多人选他的课,后来学校给了他两个大教室,通过录像,他在这个教室讲,另一个教室也可以听。像这样的教师,全国能有多少?

  王克己:很多老师把课堂教学当副业,投入的精力很少。

  章开沅:你讲的情况很普遍,所以现在我只跟媒体讲,不在私下跟别人讲,哪怕吃饭闲聊的时候我也不讲,因为讲一下周围就有人不高兴了。在过去,政治指挥棒很可怕,但现在是金钱至上,这个指挥棒更厉害,诱使很多人一心想着现实利益。

  王克己:您刚才说到我们的科研环境越来越好,我觉得只是硬件环境变好了,软件环境还是很差。

  章开沅:那当然,这点要分清楚。我们的大学在管理上,在制度建设方面,问题还是很多。现在整体上是学风不好,有些人急于求成,数据造假,甚至抄袭,总想达到短平快的效果。但做研究怎么能短平快呢?好的研究都是苦练成功的,一出手就想短平快,那是笑话。

  王克己:哈佛大学的罗尔斯可以十年不发一篇文章,最后写出了一本《正义论》,影响巨大。中国好像不太允许这样的人出现。

  章开沅:我们的制度定得太死。现在大学掌权者,很多是工科专业毕业的,习惯以工科思维从事管理,这比过去确实有很大进步,每个细节都给你管到实处了,但问题是,对教育来说,有些东西是不能那么管的。我们不讲别的,光讲教育评估,大多是弄虚作假。科研项目应该用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科研方法来做,但我们在科研项目的申报程序上,表面上看非常严格,实际上是逢场作戏。虽然有所谓的中期检查,但最后结项都是通行无阻,名也有了,利也有了。

  王克己:就是缺少好的成果。

  章开沅: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新三届”的知青一代,这代人很能干,他们现在是引导潮流的。但问题在于,他们懂事的时候恰逢中国最乱的局面,他们经历过“文革”,在几乎是无政府的状态下,他们有的人学会了说谎,甚至办一些违法的事情。现在官场的核心是这批人,学校的核心也是这批人,同社会一样,风气很不好,只要上面有政策,他们在下面就能弄出对策,而且得心应手。加以上面的有些政策本身就是逼着下面作假,于是下面就公开作假。有些人成为教学评估作假专业户了,还被别的学校请去做顾问,拿很多钱,专门讲怎么应付上面的政策,这怎么得了?

  教育领域有很多东西,是一万年不变的

  王克己:从我上小学时,就一直听说要搞教育改革,现在大学都毕业了,还是每天都听着要搞教育改革。讲了这么多年,您怎么评价教育改革的实质进程?

  章开沅:我是保守主义者,愿意接受经验教训。原来我响应教育改革,但后来改革太多了,我就怀疑了。19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也是改革,思想改造也是改革,从1958年教育革命开始,中国的教育一直在不断地改革,改到“文革”就更糟糕了,没有教育了。

  不断改革,固然有非改不可之处,同时也源于过去的“不断革命论”。但教育和政治还不是一回事,教育领域当然也可以有革命,但一般来讲,这种革命,或者说根本性的改革,都是渐进的。从科举到现代学堂,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科举混不下去了,新式学堂很自然地就发展起来了。新式学堂原来完全照抄美国、欧洲、日本的模式,逐渐成长起来,到了五四以后,中国就出现了一些有自己特色的高等学府,南开、清华、浙大等都是不错的,最典型的就是后来的西南联大。对学生的培养也不完全是国外那一套,还有很多我们自己的东西,比如强调学生要有风骨、个性、独立人格等。

  教育领域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一万年不变的。我们现在搞教育方法的数字化改革,数字化是个好东西,做课件也尽量利用新的科学技术,但要知道,仅仅做到数字化是不够的。我刚才讲到浙大教微积分的那位老师,他利用新媒体技术上课,其实课后还有很多事情辅佐的。首先一条,他的学生那么多,但没有冷待哪个学生,外面有人他来请教,他也用微信回复。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师生关系疏远。学校都在抓信息化,但它不能完全代替课堂教学,代替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亲密接触,要不然何必办学校呢?何不只留几个学校,把讲课内容都做成课件,全国统一发行,组织几所管理机构就行了?

  教育要讲春风化雨,一代一代传承,我们身上有很多老师的影响。我非常感谢国立九中的邓校长,他虽然不认识我,我们也没有任何直接接触,但他直接影响了我们一代人。我们那个学校办了不到8年,后来出了6个院士。

  王克己:他是怎么影响你们的?

  章开沅:这个很难讲,邓校长是个不爱讲话的人,但很有人格魅力。那时候国民党的统治比较松懈,我们学校的学风很好,有一点北大的味道。邓校长是留学生,跟陈独秀是好朋友,两家是世交,但比陈独秀年轻一点。他年轻时和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到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分道扬镳,那两个当共产党去了,他继续求学,从法国到德国,学哲学的。

  王克己:民国的中学里,有些校长和老师水平都很高。

  章开沅:是很高。我们九中的正校长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安徽人,在九中当校长是挂个名,学校靠他在重庆活动、搞经费,具体管事的是邓副校长。邓为什么影响那么大呢?我为什么一直提倡学术自由呢?因为我在中学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我们学校经常举办讲座,那时候条件差,没有大礼堂,都是露天的,两千人聚在大操场听讲座。凡是到重庆的,邓校长认识的、和他有关系的名流,或者和安徽有点关系的,从学者作家一直到抗日将领冯玉祥,他都拉过来讲演。有人来讲公民教育,如何做人,也还有一些左联作家演讲进步主张。这样的校长怎么不影响我一辈子?

  普通老师应该怎么做

  王克己:前几天,我跟我的一位大学老师说要到武汉来采访您,我问他有没有什么想问的问题。他请我代问一下:作为一个普通老师,应该怎样为教育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他怕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小,还特别说明,这个问题里面其实包含义和利。您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

  章开沅:对,这里面确实包含着义和利。中国的传统儒学里,最精粹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仁。两个人以上,就要讲仁,包括你自己怎么做人,也包括你怎么处理人际关系,然后派生出义利之辨。利就是利益,义就是公义,这是维持社会的基本纲常。

  王克己:一个不甘同流合污的普通老师,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应该怎么做?

  章开沅:我经常跟我们的青年教师讲,你们要考虑生存和发展,如果都像我这样就没饭吃了。我一本书可以压20年不出版,但你们的书不出版,会怎样呢?我不出版书,没有哪个撤我的职……现在这套评估系统定得太死了,要生存,多少还得顺应它。

  在这个基础上,哪怕再普通的老师,也要有一个是非观念,不能稀里糊涂过日子,不能随波逐流,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作为老师,要有两条底线,一是政治底线,二是道德底线。政治底线是法治问题,你不能犯法,要做一个好公民。我更强调的是道德底线,你在学校为人之师,人师是不好当的,涉及做人的问题。我们都是读书人,过去的士大夫,自己要讲廉耻。我很早就讲了,革命现在要革到自己头上了,我们怎么办教育?怎么样教学生?一茬又一茬的学生会受我们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做好自己。

  但高校老师现在不太好做人,我们每时每刻在教人作假。项目经费一下来,马上就大批量地作假了,因为经费不用掉就报废了,报废了不说,上面还说你没有用,所以要突击花钱。现在的985院校,连文科创新基地都有2000万以上的经费,这个钱花不掉,就想一些名目评奖,没有现钱,就搞各种报销。我特别理解周围青年教师的苦处,所以我说不要学我。对普通老师也不能苛求,因为这些弊端跟整个体制有关系,即所谓政策性腐败。将来这些报销的单据,不知道会怎么处理。我很希望它们能够保存下来,将来的人研究21世纪前20年的学校状况,专门研究一下学校的财务,是很有必要。

  要成为合格公民,还要经受很多基本训练,包括社会精英

  王克己:您在美国待了四年,先后在好几所大学工作过,想请您谈一谈美国的大学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

  章开沅:我去的几个学校都是好学校,第一是普林斯顿大学,第二是耶鲁大学,第三就是加州大学。

  王克己:这些学校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章开沅:会少。他们开会很少,一般也不开什么大会,老师很自在。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我有两个兼职,一个在第五研究院,就是泛太平洋研究院;另一个是历史系,我算是跨单位的。但我们顶多每个星期碰一次头,一次半个小时,大家交换一下意见就完了。

  而我们的大学呢,做一个科研项目,手续繁多,一年到头都压在身上。光申报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后还有中期检查,最后还要总结验收,都要开会。我在国外也拿过多次基金资助,但都没报过账,人家把钱给了你,你自己花就是了,不过一定要用来做研究。人家一般都是一次性买卖,做完之后再来一次评估,也不需要开什么会。而我们这儿动不动就开会,专家组来检查,还要接待,还要填很多表。

  再一个,他们的大学也有教学评估,但评估方既不是政府,也不是学校,是第三方,有一个专门的行业。我就被检查过。他们事先跟我打个招呼,到时候就来了,学校不需要准备,老师、学生也不需要准备。他们来了,大概十分钟的样子,发表格让学生填写,学生写了什么也不允许我看,写完之后就收走了。然后,他们根据学生的评价,以及其他一些侧面了解,对我做出评估,最后发给我,也发给学校。这个评估是很重要的,学校下学期聘不聘你,很重要的参考就是它。结果还不错,说我的课很生动,有这样的评价就可以继续开课。

  王克己:这两点对国内的大学很有参考价值。

  章开沅:是的。除此之外,他们的老师法治观念比较强。每个人一间办公室,里面的电话可以打国际长途。你的办公室只有你自己有钥匙,别人进不来,所有电话都是你自己打的。而美国的银行和邮局的账目都很明细,每个月给你一张表,涉及公务的电话,你就不用做记号,但是打给朋友和家人的私人电话,就要把它都圈出来,最后在你的工资里把这部分电话费扣掉。

  这在中国可行不通。而且后来我们干脆规定了,科研项目经费可报销家庭电话费。所以,中国的改革很不容易,中国人要成为合格公民,还要经受很多基本的教育训练,包括我们这些所谓社会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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