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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第635期:大学招生中应该给高中教师发言权  

2017-05-08 14:56:14|  分类: 藏6—教育思考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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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期:大学招生中应该给高中教师发言权

 

谢小庆

(北京语言大学)

 

按:日前,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县教育局长陆建国发表了一篇题为《充分认识应试教育的政治正确性》的讲话。这篇讲话在网上广为流传。近几日,网上网下不断有人问谢小庆老师:“你怎样看陆建国的讲话?”谢小庆老师回答说:“对于这个问题,很难简单用一个‘赞成’”或‘反对’予以回答,需要进行审辩式论证(critical argument)”。作为对提问网友的回答,在第634期我们刊发了谢老师2006年发表的《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实现统一的成功范例》。这里,再刊登一篇2007年7月14日谢老师在清华大学举行的“纪念中国高考恢复30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陆建国局长的谈话,一个主要的话题是怎样看待高考。今年,是高考恢复40年,本号第632期刊发了谢老师在《中国考试》杂志2017年第5期发表的文章《关于高考40年的审辩式思考》。从2007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10年。对照谢老师在纪念高考恢复30年和40年的言说,可以思考:在高考改革和教育改革方面,我们取得了哪些进展?我们还面临怎样艰巨的任务?有兴趣的网友,还可以参考本号第217期《高考改革,我们已经走了多远?》那是谢老师1998年发表的文章,讲述了谢老师在通过高考进入大学20年之后关于高考改革的思考。

 

 

刚才文东茅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多元化。我发现,今天的发言里大家共性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多元化。唐安国教授,杨东平教授,应书增主任,都讲到了多元化。杨东平教授讲到要给地区赋权,给各省赋权,给大学赋权。我想,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就是,我们是否也应该给教学第一线的高中教师们赋些权?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大学招生中应该给高中教师发言权。

在思考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需要考虑: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中青报与新浪网有一个联合调查,结果是有70%以上的人认为高考是需要改革的。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我们需要考虑一下科举为什么被取消。大家知道,科举具有很强的公正性。单间考试,今天世界上很少有考试能实现。为了避免笔迹作弊,科举对考生的答卷进行誊录,由“墨卷”誊录为“朱卷”。今天有哪个考试能做到誊录?在惩治舞弊方面,科举是非常严厉的。根据我看到的资料,咸丰皇帝,就是慈禧太后的先生,就曾经因为科举舞弊把他的军机大臣柏葰给杀了。军机大臣是什么概念?政治局常委啊。给杀了。在公开性方面,科举在全国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的。在唐朝那样一个时代,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但是,新科状元出来之后两周之内,就可以周闻天下。这样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竞争的考试,却遭到了几乎所有近代进步思想家的切齿痛恨,我这样讲是有据可依的。例如,明末的进步思想家顾炎武痛斥“八股之害,甚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之所坑者”。康有为认为“中国之割地败兵,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梁启超讲“救弊之法归之于废科举”。谭嗣同讲“变科举诚为旋乾斡坤转移风会之大权而根本之尤要者也”。“大权”,“根本”,“尤要”,用本山同志的话说,谭嗣同把形容词都“整”了上去。清末另一重要思想家严复说:“救亡之道当如何?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

科举被取消不是因为它不公平,不是因为它不公正,不是因为它不公开,而是由于它没效率。科举是在八国联军打到北京之后,是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迫于“文无经世致用之臣,武无统兵御敌之将”的局面,迫于“圣阙涂炭、祖陵震动”的局面,在朝野的共同指责声中被取消的。我的观点非常明确:科举被取消的原因不是不公平,而是没效率。

科举被取消的原因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不是因为高考不公平,当然有不公平的问题,那些是细枝末节,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进行高考改革,是因为高考没有效率。我是专门研究考试的人,从198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对高考的统计分析的文章以来,已经专门从事考试研究26年了。我很清楚,考试主要是提高效率的工具,而不是用来维护公平的。在维护公平方面,考试的作用是非常复杂的,是充满争议的。今天教育部禁止在初中和小学招生中采用考试。多年来,我一直旗帜鲜明地坚决支持教育部的这一政策。尽管我本人是靠考试吃饭的,这种禁止考试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我的“饭碗”。如果小学、初中招生也使用考试,我的身价会高一些。为什么禁止?因为,使用考试实际上就侵害了每一个儿童与生俱来的平等分享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

考试不是用来维护公平的,而是用来提高效率的。目前国际上最权威的考试质量标准是1999年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merican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AERA)、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和美国国家教育测量学会(National Council on Measurement in Education,NCME)三家共同颁布的《教育与心理测验标准》(Standards for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Testing)。AERA相当于中国教育学会,是美国最大的教育组织。这一文件最新的一版是1999年颁布的第六版。这一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不论是就整个社会而言,还是就测量专业的学术界而言,近期都还看不到人们在测验公平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的前景。”

公平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今天无论从专业角度还是从整个社会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尚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我再给大家念一段话。这段话摘自美国教育测验服务中心(ETS)前总裁NancyCole 和ETS命题负责人Michael Zieky2001年在测量学界最权威的学术刊物《教育测量杂志(Journal of EducationalMeasurement)》上共同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公平的新面目(The new faces offairness)”。大家知道,ETS是托福、GRE、托业等考试的开发机构,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教育测量机构。Cole是ETS的总裁。Cole原来是大学教授,她的主要研究领域就是考试公平。她是因关于考试公平问题的研究成果而成为ETS总裁的。这篇文章的结束语说:“现阶段关于公平性的研究尚不能对任何测验公平问题做出简单的回答,60年代涌现出的对公平问题的研究最终是令人失望的,没有一种普遍接受的方法可以决定一项测验是否公平,没有一种统计方法可以清晰明确地证明一个题目是否公平,也没有一种技术上的解决之道。简而言之,过去的30多年没有研究出任何分析方法可以表明公平或不公平,也没有一种清楚的程序可以避免不公平。”

一些人在大谈公平,但是,你们既没有像刚才文东茅老师那样从价值层面研究公平问题,也没有像Nancy Cole那样的从技术层面研究公平问题。

评价考试质量,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合法性,即能够在法律方面进行自我保护,即legally defendable。第二点就是效度,或有效性。再次才是公平性等等。现行的高考是缺乏有效性证据的,缺乏足够的效度证据支持,没有达到科学性的要求的。既没有像SAT、GRE、HSK等考试那样进行预测和等值,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效度证据的支持。美国的高考《学术评价测验(SAT)》被公认为具有较高的科学性,是科学考试的一个范例。尽管如此,SAT在美国大学录取中所占的比重也只有大约30%,也只是作为招生的参考之一,而不是惟一标准。

我们今天之所以要改革考试,是为中国21世纪的发展着想。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是因为我们关注中国21世纪的前途。2005年5月在巴黎进行的中欧贸易谈判中,商务部长曾说:“为了买回一架空中客车A380,中国需要出口8亿件衬衣”。想一想,从手机,数码相机,到数码摄像机,我们有多少是自主研发的。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实际上是在给别人打工,只是做一些下游的加工工作。我们改革高考,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来自于儿童的好奇心。但是。他们的好奇心是从小学开始、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就被磨灭掉了,为了使国家有前途,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任务就是保护儿童的好奇心。

再一点,大家已经注意到了,今天面临着严峻的就业问题。不仅面临着就业总量方面的问题,同时面临着结构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一些人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一些工作找不到人做。我曾经参加一个工商企业界的高峰论坛,到会的是联想、惠普等大公司的人力资源总裁。他们说,今天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是人才之间的竞争,今天人才的争夺已经白热化,已经“刺刀见红”。例如,为了争夺一个李开复,两家公司打破了头。我觉得,他们讲的很对。就我自己讲,经常在用人方面感觉捉襟见肘,感到人手不够。我晚上躺在床上,会把可能用的人在脑袋里扫描,经常为工作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做而苦恼。我的博士生、硕士生中有一些很出色的,他们都很累。我常为他们的身体担心,担心年纪轻轻累坏了身体,无法向他们的父母交代。但是,常常无可奈何,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减轻他们的负担。

本来,大学生是我们民族一笔宝贵的财富,人力资源是我们民族质量最高的人力资源。但是,经过我们的教育以后,资源变成了负担。

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件事情。以色列本来跟我们签了约,要卖给我们一架预警飞机。我们把钱也付了。后来,在美国的压力下取消了合同,把钱退给我们,不卖了。大家知道,在今天的国际市场上,大家做梦想的都是怎样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但是,我们拿着钱买人家的产品,人家却不卖给你。这些事情,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对目前我们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反思,对教育状况进行反思。在这方面,我与刘海峰教授的观点确实存在很大差别。刘教授是稳健派,我是激进派,我是觉得不改革中国是没有前途的。我认为,我们必须要下决心。我特别赞成今天上午杨东平教授和唐安国教授所说,呼唤30年前邓小平那样的人物,呼唤那样的大手笔。今天我们需要这样的大手笔来推进考试改革,来动大手术,动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很感谢主办方把我一篇文章收入会议材料。那是20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现行招生制度不合理之处很多,而最不合理之处是招生决策过程中高中教师没有发言权。教了学生一年甚至几年的高中教师却没有发言权,这是最不合理的。今天,不能授予高中教授发言权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在美国的大学招生中,高中老师的意见所占比重是最大的。虽说是高中成绩、标准化考试成绩、课外活动各占三分之一,高中成绩这一头是重一些的。而我们的高中教师却没有一点发言权。

目前这种信用环境之下,如果不能有效进行制约,给了高中教师发言权,高中教师就会成为先富起来的人。所以,在给高中老师发言权方面,我们需要有中国特色。我们需要在给高中老师们权力的同时制约他。我们要靠大学来制约他。我的高考改革方案就是给高中教师发言权,用统一考试来制约高中教师,保证他们正当地行使自己的发言权。

通常,自己班级中谁的能力强一些,高中老师是最清楚的,任何考试的评价也不如教了学生一年以至几年的老师的评价更准确。但是,不同老师的评价之间不具有可比性。例如,四中最好的学生和六十四中最好的学生,就不具有可比性。借助于统一考试,可以在不同学校所给分数之间建立起可比性,可以在不同高中老师所给分数之间建立起可比性。近十年,我研究的主要课题就是考试分数等值,就是在分数之间建立可比性。我的改革方案是,统一考试仅仅用于对不同学校高中老师所给的分数进行等值,要和学生个人完全脱钩。这一改革方案可以使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相结合,可以使所有的学生、教师、家长都参与到招生过程中,由他们共同来决定考生的命运,而不是仅仅由几十个命题老师来决定考生的命运。

对于高中教师能否正当地行使自己的发言权,需要监督。按照我的改革方案,每个学生都要参与监督,每个家长都要参与监督。

我需要强调的是,我的方案是基于我们今天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之上的。我们今天已经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同的时代,我们有高速的计算机,有发达的网络。以往,我们用算盘算一辈子也算不出来的东西,现在只要0.00001秒就能算出来。以前很多不可能实现的东西,现在都很容易实现了。

我还想特别强调,高考改革方案的选择不是选择最佳,而是避免最劣。不是两利相权取其重,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两利相权取其重的时候。今天,最大的“害”是儿童的好奇心被磨灭,儿童的学习兴趣被摧残。今天,最大的“害”是学生厌学。按照我的方案改革高考,或许有少量的权钱介入。在“权钱介入”和“厌学”这两害之间,我们必须选择保护儿童的学习兴趣。

我们总是在说现在没有深化高考改革的信用环境。我想,我们作为教师不首先去致力于建立信用环境,那么,我们指望什么人来为我们建立起一个信用环境呢?我们指望什么人建立起一个信用环境来让我们享受呢?我想,作为“行为世范”的教师,在建立信用环境方面,应该先走一步。

谢谢!

 

  [提问]:请问谢小庆教授,一个学生在中国读本科、研究生与到国外读本科、研究生之间,会有什么差别?

  [谢小庆]:我的几个同事的孩子在人大附中、北大附中读书,都是好学生。他们都问过我:孩子是报北大、清华,还是报港大、中文大学?我的回答是:当然要到香港读书。内地学校与海外学校的主要的差别在学习兴趣和创造力的保护方面。今天的中国教育,应试教育向下已经延伸到小学和幼儿园,向上已经延伸到了本科,甚至研究生。为了考博士,一些研究生也要死记硬背。20年前,应试教育基本到高三为止,今天已经向上延伸。问题是非常尖锐的。实际上,我们的许多学生大学毕业以后再出国,已经失去了夺得诺贝尔奖金的机会,创造性已经基本被扫荡干净了。我们必须从幼儿园就开始注意保护儿童的好奇心。现在需要痛下决心改革高考,主要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好奇心。我认为,评价一种考试制度和教育制度,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学生是“爱学”还是“厌学”。我们大家想想自己的孩子,今天,读书对孩子是一种快乐还是一种负担?所以,我对你的回答是:如果按我们现在的状况,出国读书会更有前途。如果我们不痛下决心进行高考改革,我们的学生比不过美国的学生,我们的青年人里也出不了比尔盖茨,出不了戴尔。

  [提问]:您提出要给高中老师发言权。在我看来,高中老师在高校的招生考试里面已经有足够的发言权。比如说我们的高考命题,高中老师占了最起码一半的比例。在阅卷教师中,高中老师也有相当大的比例。我觉得他们已经占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招生录取,只是按照程序执行这些结果。我问谢教授一个问题:我们要给高中的教师什么样发言权?给他发言权之后会不会导致腐败?或者导致一些新的问题的产生?

[谢小庆]:实际上参加命题的高中老师不是很多的,大多是大学老师在命题。这个不重要。问题是,考试的局限性是很大的。今天上午发言的教育部考试中心副主任应书增先生,他从事了很长时间的考试工作,他的发言中特别强调了考试的局限性。我也是专门研究考试的,了解考试的局限性。所谓考试,就是用一个标准化的、统一的标准,去衡量绝对不标准的、每一个与另一个都不一样的人。考试是标准的,人却是不标准的,是具有个性的。这就是考试的局限所在。这种局限性是非常大的。因此,仅仅凭借考试来评价一个人是靠不住的,需要靠教师对学生的观察。由于人的复杂性,长期观察也可能出现失误。毛泽东观察林彪那么多年,还是出现了失误。高中教师参加命题和阅卷,与他对学生的长期观察没有关系。对于自己教的学生,谁的能力更强?谁更应该上大学?高中教师并没有发言权。

我再从另一角度说一下考试的局限性。刚才文东茅老师提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总是认为分数面前要人人平等,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是所有的孩子接受了大致相同的教育,或者得到了大致相同的教育服务。在这个前提之下,才谈得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同样是高考的考生,学习条件存在很大差别。有的考生接受“一对一”的专家辅导,有的考生却要一边帮助家里干活,一边准备高考。当年,我在离高考只有五天的时候,才离开生产第一线。如果不是碰巧遇到便车,我需要骑马走300里地到县里参加高考。我当时用的教科书只有一、两本《物理自学读本》、《化学自学读本》,其中几乎三分之一是毛主席语录。与我同时参加高考的考生,有的已经在家里复习了一年。我们在分数面前能够平等吗?只有某一天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平等地享受相同的教育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才可以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提问]:谢教授,我正在做福建省高考改革方案。我发现,将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很难,将其作为招生依据很难。我们只能说高校录取的时候可以参考。为什么呢?一旦平时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成为招生标准,评价就会变质。老师会把平时跟自己关系好的学生的评语写得好一些,违背真实的原则。如果把平时成绩作为高校招生的一个依据,那么,用什么程序来保证平时成绩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谢小庆]:如果统一考试成绩不和学生脱钩,大家总是只认统一考试成绩,不认高中老师给的分数。我认为,统一考试要保留,但统一考试分数必须和学生脱钩。统一考试仅仅起到一个作用,就是对高中教师的评价进行加权。第一,即使你给学生打的分数都很高,如果你的学生的统一考试成绩不高,折算以后你给的分数就不值钱。你打很高的分数是没有用的。第二,如果你给差的同学打很高的分,给好的学生打很低的分,根据统一考试成绩,马上就可以知道你打分不公平,不可靠。统一考试成绩与学生脱钩以后,大学要根据学生的高中成绩来录取。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和家长们都会积极地参与监督。面对几乎全体学生和家长的监督,高中老师敢随便给分吗?以往的保送入学为什么失败?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实质性的制约。因此,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孩子就首先被保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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